张冰冰 沈红:中国过度教育的适度范围(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对过度教育适度范围的计量归类于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范畴,已有研究中对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探讨多从因果分析[14]、贡献率估算[15]和规
对过度教育适度范围的计量归类于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范畴,已有研究中对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探讨多从因果分析[14]、贡献率估算[15]和规模预测[16]等角度出发,并未直接关注过度教育这一问题;同时,与过度教育直接相关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多集中于对微观过度教育的理论验证、收入效应、持续时间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分析,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的缺乏和社会、经济与教育的发展阶段所限制,鲜有研究对过度教育的适度范围进行实证计量,仅有少量研究略有提及类似的思想或观点。随着高等教育扩张的持续和转型时期经济增速的放缓,过度教育的宏观调控研究需求才日益凸显,故本研究关注过度教育这一可同时反映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核心变量,通过对33个国家2002年到2014年过度教育比率的计算,验证过度教育宏观均衡状态的存在,并对中国过度教育的适度范围进行计量,以此探讨教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范围,既可弥补相关宏观研究和国际比较的不足,又可为未来的教育发展规划提供切合理论的实践证据。
二、研究设计
(一)过度教育的判定
过度教育的测量方法主要有主观法(Subjective Measurement)和客观法(Objective Measurement)。主观法又称自评法(Worker Self-assessment,WA),依据询问方式的不同,可划分为直接自评法(Direct Self-assessment,DSA)和间接自评法(Indirect Self-assessment,ISA),[17]前者是在调查过程中直接询问被调查者“在日常工作中是否充分利用其所接受的教育”或“所接受的教育是否能够满足其工作的需要”;[18]后者是由被调查者回答“要从事该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客观法包括工作分析法(Job Analysis,JA)和实际匹配法(Realized Matches,RM),前者一般是由权威机构通过专业和系统的评估来确定各个职业工作所需的教育水平,并与个体的实际受教育年限作比较,例如通过ISCO88职业分类与ISCED教育分类的对照来判定过度教育;[19]后者则包含标准差法和众数法,标准差法是将每个职业人群的受教育年限分布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工作所需教育年限的范围,而众数法将工作所需的教育年限界定为某一职业从业人员实际受教育年限的众数。不同的测量方法各有优缺点,并无优劣之分,可根据研究需要斟酌使用。工作分析法相对更为系统科学,但需要较高的成本,且随着职业结构变动的加速,其时效性要求也越来越强;自评法能够直接了解本地的情况,但往往局限于对样本信息的了解,无法真实地获得总体的工作状况,也存在被调查者隐瞒真实感受或无法真实记录其信息的可能;实际匹配法虽然能够真实反映劳动力市场供需的匹配状况,却往往受到劳动力市场内生性因素的影响。[19]
本研究主要选取众数法来判定过度教育,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由于所采用数据为官方的年度统计数据,并不能使用自评法;第二,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的职业分类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相互之间的转换会引起难以解决的误差,工作分析法并不适用;第三,本文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既成事实的分析,而各职业人群的教育分布是对劳动力市场中供需配置的直观反映,故实际匹配法更契合本文的研究目的;第四,以均值和标准差作为测量依据更容易受到样本中个人受教育年限的分布特征的影响,在效度上并不如众数法稳定,故选取众数法作为判定依据。然而,众数法所计算的过度教育比率会受到教育扩张的影响,存在着低估的可能,特别是中国教育近年间发生了急剧的扩张,但考虑到其劳动力基数较大,且以人口普查数据测算中国16岁到64岁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8.26年上升到2010年的9.35年,仍处在中等教育的阶段,并未出现较为明显的跨阶段提升,同时参照国家的教育扩张大多已于20世纪完成,故本研究认为采用众数法来判定过度教育并不会影响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选用数据主要为宏观统计数据,来自Eurostat官方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及各国官方统计网站,共包括两部分:
其一,自2002年到2014年样本国家各职业分类的受教育程度分布,通过加总各职业过度教育人数得到过度教育总体规模,与之劳动力总体规模相比后得到该国的过度教育比率。
其二,在参考了国际劳动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特征的指标体系后,选取了可反映一国劳动力市场特征及初始条件的23个指标。如表1所示,主要包括:一是劳动力需求数量指标,其中研发支出和服务业比重主要衡量一国的产业结构等级,其产业结构等级越高,高技能工作岗位的供给也会随之增加;[20]二是劳动力需求结构,以劳动力市场中高级技能职业、中级技能职业和自我雇佣的劳动力比重为指标;三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其中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代表着劳动力供给数量的相对变化,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则衡量一国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21]四是劳动力供给结构,以此衡量知识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变化;[22]五是劳动力市场环境控制变量,以此来衡量劳动力市场整体的就业环境变化;[23]六是教育系统特征,其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对一国教育供给总量的测量,[24]中学职业教育比重是教育结构的量化指标;[25]七是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特征,以实际GDP发展指数来衡量经济周期,[26]以人均GDP作为对经济水平的衡量。
文章来源:《中国健康教育》 网址: http://www.zgjkjyzz.cn/zonghexinwen/2020/1013/372.html